政治學研究的一部創新好書

    呂元禮教授是享譽學界的我國新加坡研究專家。他的專著《新加坡為什么能》被中共中央組織部推薦為干部培訓必備教材，曾受到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簽名作序推薦。近年，呂元禮在開設經典精讀課程的基礎上，推出新著《幾何政治學》（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首次以幾何學研究方法，對新加坡國家夢如何構筑和人民行動黨怎樣鑄造治理體系，進行了全新的解讀。無論是觀點論述還是文字表達，都讓人耳目一新，堪稱是政治學研究創新的一部奇書，具有鮮明的創新特色。

一、創意來之不易

    眾所周知，任何創新都源于敏銳而又獨特的創新意識。呂元禮用幾何學方法研究政治學，并不是心血來潮突發奇想，而是經歷了緣起和提煉的創意形成過程。從《幾何政治學》中可以看到：在深圳大學開設經典精讀課程“我讀李光耀”，可謂是開創幾何政治學研究的緣起。當把口語化的講稿整理成書稿時，很自然地需要有一個特色鮮明的書名，于是先后有了《問計李光耀》《問策李光耀》《問政李光耀》等書名方案。但作者隨即意識到，這些書名雖有借鑒的意思，也有批判的立場，但卻未能揭示新加坡快速發展之謎。于是，又把書名改進為《筑夢新加坡》《新加坡夢何以可能》《新加坡做對了什么》等方案。就這樣，書名先后更改不下數十次，但作者仍不滿意，總覺得未能說到點子上，也未能在書名中體現研究的創新意識。直至作者在寫作過程中“將新加坡夢的構筑過程描述為‘點動成線，線動成面，面動成體’的動態過程，從而與以點線面為構件的幾何學聯系起來”時，才萌生出將書名變更為《新加坡政治幾何學》的想法。后來經過潤色和加工，決定將書名定為《幾何政治學》，分上下兩卷，用副標題的形式來顯示研究內涵。上卷的副標題是：新加坡國家夢想如何構筑；下卷的副標題是：行動黨治理體系怎樣鑄造。

    上述可見，呂元禮用幾何學方法研究政治學的全新創意，既源自他長期從事新加坡研究的學術積淀，更源自他不拘舊說、銳意創新的學術意識，從而才能把新加坡的執政理念和執政實踐梳理出點面線體的幾何風貌，到達了既繪形又傳神、“似至繁，實至簡”的創新效果。

二、論述別開生面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用數學意義上的幾何學方法研究政治學，呂元禮是開創性的一位。這種創新不同于創建一個學術體系，必須把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既深入闡明理論的科學性，又通過例證實踐的可行性。呂元禮憑借個人的智慧和努力，出色地將幾何學原理應用于政治分析，為政治學研究開辟了新的視角和方法。

■“繪形”與“傳神”完美統一

    《幾何政治學》上下兩卷的扉頁上都印有題記。上卷的題記是：幾何學是研究圖形性質及其相互關系的學問，從而也被稱為“形學”。將幾何圖形系統全面地運用于政治領域的研究，或者說，用“形學”方法作論證的政治學，就是“繪形”意義的幾何政治學；下卷的題記這樣寫道：依據不同平行公設，就有歐氏、羅氏、黎氏相補充的幾何體系；結合不同人性假設，則有天、地、人相貫通的公理系統。由公理、公設推演出定理的方法運用于政治學，就是“傳神”意義的幾何政治學。

    這兩段題記不僅對幾何政治學作了概念性的表述，清晰地表明了什么是幾何政治學，而且明確表示，新加坡國家夢想如何構筑是通過“繪形”的方法來展現，人民行動黨治理體系怎樣鑄造則是通過“傳神”的方法來揭示，從而開宗明義，切入主題，產生了引人入勝的效果。

    通覽全書，作者確實做到了“繪形”與“傳神”的完美統一。

    從“繪形”來看，作者認為，“幾何空間的建構過程，可以理解為點引成線、線展成面、面積成體的過程”。因此，他巧妙地以幾何學方法的點、線、面、體，對“新加坡夢如何構筑”進行了形象生動的論述。作者認為，點就是“以民為中心”，在空間位置上將人民放在中心，在時間位置上將人民放在前頭；線就是向高處著眼，以理念作為標桿，往深處落腳，以現實作為基石。從而既上天又落地，高低連成一線；面就是協調陰陽，可A可B，亦A亦B；體就是追求天地人和諧，充分體現合理性、正當性和認受性。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人民在中心，上有理念，下有現實，社會層面AB靈動變化、陰陽相得益彰，天地人自然和諧的夢想空間。作者進而明確指出，“以民為中心”這個點，包含作為勞動人口的“民”，因此，在把人民大眾置于中心位置時，必須注重提高民眾的整體素質，充分發揮他們作為勞動人口的潛質，以增強生產力；與此同時，要在天與地這條連接線上，不斷增加大智慧的人，讓更多的人懂得“向高處著眼，往深處落腳”的道理；此外，力求在“面”的層面做到人人懂陰陽，個個會辯證法，讓政府的理念和決策，民眾都能心領神會，以不變應萬變；還有，通過提高民眾素質，使全面認識合理性、正當性、認受性的人數不斷增加，呈現出文明祥和、立體多樣的社會風貌。

    從“傳神”來看，作者認為，幾何學方法也叫公理化方法，“將公理化方法系統全面地運用于政治領域的研究，就是‘傳神’意義的幾何政治學”。因此，作者在展現“繪形”的工具理性的同時，強化“傳神”的人文理性，結合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一些基本要素，將幾何學的公理化系統所包含的公理、公設和定理這三大部分進行具體化，“揭示出人民行動黨治國理政所應依據的以‘天地人和’為內涵的公理，以‘理性心智’為內容的公設，推演其布施政策所須遵循的以‘帝王霸道’為法則的常道、以‘德禮法治’為規范的定理”。從而使幾何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內涵，即新加坡的執政理念和執政實踐，不但可觀可知，而且可感可悟。

■理性與感懷融為一體

    作者的女兒呂希言在為其父的《幾何政治學》所寫的序言中，有一段非常詩意的表述：“為何要用幾何學方法研究人類政治呢？”因為“高妙與平常、理性與感懷，可以統一于一體。這或許是眾人所能，而天地之所不能？”。通覽《幾何政治學》，我們深深感受到，作者下定義、析原理、論方法，證定理，顯示出高度的理性。但與此同時，作者發自內心的感懷也隨處可見，并且較好地將理性和感懷融會一體，不著痕跡，發人深思。

    理性表現為，作者把幾何學方法運用于政治領域研究，闡明和解答了幾個根本問題，即什么是幾何政治學？幾何政治學的理論體系怎樣構建？為什么要用幾何學方法研究政治？非常明確地告訴我們：“幾何政治學應理解為用幾何學作方法的政治學，唯其如此，其幾何學才能脫離比喻的性質，而真正有了方法論意義”；把幾何學作為政治學研究方法，目的是為了揭示新加坡夢構筑的空間要素和動態過程，“解析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的治理之道”，進而揭示“其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為我國所借鑒。

    感懷表現為，作者在論述過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他時常情不自禁地抒發感想和詩情，使概念眾多、說理精細的幾何政治學，不但沒有枯燥之感，反而迸發出詩意和激情。如作者在論及幾何學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的異同時，明確表示：“幾何學研究涉及死的物，便于用公理化方法推演出必然之道；政治學研究關聯活的人，難以用公理化方法厘清或然之理”；“政治世界并不像幾何世界那樣充滿確定性。例如，‘得人心者得天下’固然是膾炙人口的政治命題，但是仔細檢視，我們似乎也能在幾千年的中外政治史中發現‘不得人心者得天下’，或‘得人心者不得天下’的相反案例”?！罢喂倘灰槕诵模膊荒芤晃队虾瓦w就人心”。如此論述，讓人禁不住拍案叫絕。

■釋夢與論道相得益彰

    作者在自序中明確表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幾何學方法，器也；新加坡研究，事也”。從作者自述到書中表述，可以清晰地看出，作者用幾何學方法解析新加坡之夢和治國之道的方略。

    首先，作者以幾何學方法解析新加坡夢的空間要素和動態演進。作者在書中談到，“新加坡2010年國慶慶典曾以‘騰飛的夢想，飄揚的國旗’為主題，并由此引發了一場有關新加坡夢的討論”。作者以點線面體解析新加坡夢的空間要素和動態演進。他認為，以民為中心這個“點”，就可以引成仰望星空腳踏實地的一條“線”，而這條“線”又能展現出隨機應變靈活多樣的“面”，進而積成天道與人心、理念與現實天地人和諧的綜合體。由此，新加坡夢就從空泛的概念變成了可觀可感的具體形象，既看得清楚，又便于實施。

    其次，《幾何政治學》對人民行動黨治理體系怎樣鑄造的論述，實質是一個論道的過程。作者將正當性、合理性、認受性作為人民行動黨治國理政的核心理念。明確“正當性強調正義、當然，關心‘是不是、對不對’的是非性問題，要求堅守亙古亙今的天理；合理性強調理智、關心，關心‘行不行、可不可’的問題，要求切合此時此處的地勢；認受性強調認同、接受，關心‘好不好、中不中’的滿意度問題，要求緊貼有血有肉的人心。”簡而言之，作者通過幾何學方法推演出合乎公理和公設的命題和定理，用正當性、合理性、認受性這三個概念，闡明了人民行動黨治國理政的核心理念是堅持真理、明辨是非，關注理念和政策實施的可行性和接受度，進而把法治和德治結合起來，達到政策指向和人心指向的協調一致。

    總之，在作者的筆下，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治國理政在正當性上強調“做對的事”，在合理性上以‘行得通’為原則，在認受性上關注民眾的接受度，但不遷就和迎合民眾的叫好，始終保持應有的理性自覺。

三、目的十分明確

    作者在自序中富有深意地回憶了李光耀上個世紀70年代對中國的預言：“中國人總有一天會向全世界證明，他們不光能同城市國家新加坡等小地方競爭，甚至還能同日本競爭，取得高得多的經濟增長率，這樣的日子不很遠了。他們不需要依賴國家的拐杖。”“最重要的是政治穩定、官僚信得過以及自由企業以社會為依歸”。這段預言可以視為作者創作《幾何政治學》的目的是“著眼中國，開掘外圍以反哺中央”的伏筆。李光耀作為當時的新加坡領導人，不但與中國友好，而且看好中國的未來發展，并提出了他認定的發展思路。而改革開放后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李光耀當年的預言。這表明，新加坡與中國在治國理政理念上是有相通之處的?，F在研究已經取得成功的新加坡發展經驗，使之成為中國的借鑒，既理所當然，也順理成章。

    我們注意到，作者是懷著愛國激情來研究和創作《幾何政治學》的。他深情地寫道：“拙作著手雖在獅城，著眼實在中國。從本書書名的演變和思路的調整可以看出，拙作的確是追逐著時代的鼓點而起步，而奔跑，而加速，而沖刺。我曾經撰聯云：念茲在茲，筆析獅城而胸懷社稷；朝斯夕斯，開掘外圍以反哺中央?！边@段話可以看作是作者研究和創作初衷的自白。他所追逐的“時代鼓點”，就是我國在新時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戰略，他的“起步、奔跑、加速和沖刺”，就是一個年屆花甲的學者，不遺余力地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壯心不已，發光發熱。相信廣大讀者一定能感受到作者“著手雖在獅城，著眼實在中國”的志向和心意。這實際上也是作者創新政治學研究和創作《幾何政治學》的出發點和旨歸。如果說，作者“胸懷社稷”展現的是一個學者的愛國熱情，那么，“反哺中央”所體現的就是一個學者主動承擔的責任和使命。

    作者明確指出：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作為華人占據人口多數國家的東方政黨，其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為推動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較為親切、方便的借鑒”。這一觀點絕不是死做學問的書生之見，而是有遠大視野和政治眼光的政治學研究專家所作出的重要判斷。且不說當年李光耀所提出的三大命題，已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驗證，僅就作者提出的“較為親切、方便的借鑒”，就有重要的認識意義和借鑒意義。新加坡華人多，在文化上與中國人有相同的根脈，中新互相學習借鑒，自然就有親切感，感情上比較容易認同；新加坡鄰近中國，來往比較方便，學習借鑒自然也有較多的方便之處。

作者提出的“開掘外圍以反哺中央”，包含著兩個層面的內涵。如果說《幾何政治學》是作者“開掘外圍”的重要成果，那么，“反哺中央”就需要把這些重要研究成果傳播到更廣泛的學界層面，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話題，進而引起中央高層的重視和采納。從這個意義上講，“開掘外圍”已顯成效，“反哺中央”尚需努力。這絕不是呂元禮以一己之力可以做到的，需要更多學者的積極參與和深入研究，也需要高層領導的重視、推進和接納。我們有理由相信：新路已經開辟，前景必然可觀。

（作者 深大退休教授，文學與文化研究專家吳俊忠）